教育本身是个理想的事情，需要胡元倓那样的磨血人士来奉献，而不是官僚市侩。在这个初步判断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国教育还要在一下方面着手努力：

首先是无为而治 6Pdz[~'6(mrK bf [ 本 资 料 来 源 于 贵 州 学 习 网 菁菁校园校园生活 http://Www.gzU521.com ] 6Pdz[~'6(mrK bf

我们的教育还远远没有到达有为而治大为而治的时代，胡适当年建议蒋介石先生仔细研究无为而治，我看今天中国的政治家教育学者以及校长教育部官员也应该好好研究无为而治。中国的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阶段往往是中国比较混乱的时候，政府没有办法控制，也就是无为而治。其实不独中国，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早年的时候，遍地是野鸡大学。根据lordbryce于1888年的观察：人口2300万的英格兰，只有四个颁发学位的大学，平均575万人才有一所大学。美国人口6000多万，大学竟有415个，平均14.5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这其中很少有几个能称得上是现代大学。在俄亥俄州，300万居民中有37所高等院校，平均8万多居民一所，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大学的标准。英格兰之所以仅用4所大学为其2300万人口服务，是因为其大学服务于精英。美国的大学则服务于大众，根本不追求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在许多人看来，大学本质上就是一个精英的机构。**社会的大众教育市场品味，必定把贵族社会的精英标准给拉下来。所以，美国的大学在基因上就比不上欧洲大学。

但是，这一以大众市场为基本动力的美国大学，在二战后终于显示出对欧洲模式的优越性，最终使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典型的欧洲大学是在政府的教育部控制之下。高等教育按照等级被官僚系统组织起来，教授是国家的公务员，学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少数学术精英，他们在大学接受严格的职业训练，最后成为中高层的专家。在欧洲，大学的竞争，体现在学生入学的竞争上。但是，在大学之间却无所谓竞争。大学都是在官僚机构的领地之内各安其位，旱涝保收。

中国的大学如果没有教育部门过多的干预会发展的更好，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真正的教育家走上教育的舞台，中国的教育不再是一种附庸。前一阶段，“新东方”声言要成为“东方的哈佛”，惹来北大教授们的嘲笑，称之为“不懂教育”。其实，这类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比北大这种吃皇粮的学校，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哈佛、耶鲁刚刚创办时，如果也敢声言要成为新大陆的牛津、剑桥，那些英格兰的教授恐怕会同样笑掉大牙。但现在怎么样呢？“一流大学”是自己竞争出来的，不是官僚给的。

我觉得北大如果始终有这种优越意识，那么死亡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其次、真正的关爱学生

教育研究学者张国庆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对我说，他在美国的访学的时候，一天晚上，与朋友出去回来晚了，大概深夜两点钟的样子，路过图书馆，发现有灯还亮着，进去一看，偌大个阅览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在看书，但所有的灯都还点着，空调也开着，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管理员给这个学生送来一杯热咖啡。教授问管理员：“您们还没下班吗？”管理员说：“我们是昼夜服务的，而且只要有一个学生在读书，所有的服务就都在进行着，哪怕是十个人为他一个人服务，因为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教授与学生之间的隔绝靡非先也。这就是梁漱溟说的“不关心学生走路。”

前美国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聚也曾经说过，"未来的大学必须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因为学生在生活中学到的，往往比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多得。在牛津，那些大学的教授们，每周都要和学生至少可见一次面，问问学生这一周都读了些什么书，参加了什么活动，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创见。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时是争论一些问题。他们的薪水确实很高，但他们是对得起这份薪水的。

第三、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存之本

不论大学要成为富国之本，还是充当**基地，或者要成功地承担起所有充满张力的大学职能和使命，都有赖于学术自由这一大学核心价值。

由中世纪大学奠定的学术自由传统，意味着学术探讨不受国家、宗教和利益集团的限制，不受政治的、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形形色色利害冲突支配。所以，学术自由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摆脱外界干扰和压力的条件下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偏见的、开放性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自由探索是个人通往精神上、智力上成熟之路，也是人类发现真理之路。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引领价值更新的活力都寄于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上。没有学术自由，大学所有功能的发挥便都失去根基，即使大学形骸保留了下来，也是有名无实，而且往往沦为愚民工具，系统地灌输偏见，对人的精神起封闭、扭曲作用。

大学是独立的自治机构，但并非与世隔绝的封闭体。与外界的种种关系中，与政府的关系最可能影响学术自由，所以特别引起警惕。知识进步需要政府支持和赞助，政府得直接面对的经济、国防、社会医疗等等问题则离不开大学的智力资源。但是政府和大学应该保持适当的界限。这是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美国学界和社会有一个共识，它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政府须“承认科学的进步来自‘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的行动’，他们被解释未知的好奇心所指引，研究自己选择的课题”。政府超出这些作用范围，就可能危及学术自由而不可接受了。

非独政府，美国大学对学校的董事也保持高度的警惕。芝加哥大学校长的roberthutchins在《美国高教》一书中，对那些指手画脚的校友和自以为是的董事，老实不客气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向学校交了钱就自认应该控制大学，那么就请恕我提醒你，他们所发出的噪音是与他们所支付的钱成反比的。”“学校的董事与校友不同，他们至少无可置疑地拥有控制学校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越明智，就越不会去试图行使这种权利。”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提出，再给清华二十个亿，清华就能建成一流大学了。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大学是需要经济的支撑，但是世界一流大学决不仅仅是一堆钱，而是教育家的殚精竭虑是师长的相互砥砺是自由的学术呼吸是温暖的人文关怀，大学应该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个使命大学必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