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每月的10个鸡蛋，现在还经常无法足额供应。米莉安有空就去供应点，碰到来货，就马上买回来。不过她说，与十年前相比，“很少停电了，允许使用外汇券CUC了，能买到的东西也多了”。

　　哈瓦那街头的外汇兑换点常排着长队；使用CUC的商店，商品更丰富，自然顾客盈门；桑哈大街的Cuatro camino农贸市场，小贩们高声地叫卖西红柿和土豆；涉外酒吧经常能听到古巴乐队的演唱。

　　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14年前作出的改革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也曾短暂尝试过“市场经济”，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立即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一位亲密伙伴——古巴安哥拉派遣军司令奥乔亚将军甚至因此被处决。

　　但现实终究不能回避，留给古巴选择的道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条。

　　CUC一下子打破了“平等”。卡洛斯的家庭旅馆只有两个客房，但一天的房费——36美元——就大约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两个月的工资。同时，占公家便宜的现象屡见不鲜：国营的出租车故意不打表，车钱装进司机腰包；在国家商店里出售私人货物；开公家的车私会女友，等等等等。

　　不过，对于古巴今天的变化，像卡洛斯、米莉安等普通古巴人的评价是，“挺好”。

　　当记者前往“古巴革命博物馆”时，20岁的出租车女司机尤尔丹卡车开得飞快，一对金质大耳环晃晃当当。

　　“菲德尔？——他，当然很好，他让我们有了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尤尔丹卡说，“但我更喜欢钱。”

　　在卡斯特罗的晚年，他经历了一个巨大期望的破灭，但他用自己的克制，为社会主义古巴再一次赢得了时间。或者，用福丽娅蒂为卡斯特罗撰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说，“他在思考、重温革命，并且在为政治觉悟的更高阶段寻求道路。”

　　1992年，一位乌干达记者问卡斯特罗“如果古巴没有你会怎样”，他的回答是：“在我之后，古巴的历史仍会继续。我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声叹息罢了。”

　　在美国人眼中，古巴就是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就是古巴。但这个国家没有一条路、一栋建筑以卡斯特罗的名字命名，也看不到一尊他的雕塑，连钱币上的画像也不是他。

　　古巴没有他的“圣迹”。“因凡塔电影院”和圣拉斐尔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他曾在这里关注着古巴的各种运动，并策划着自己的人生；普拉多大街109号，曾经的古巴人民党总部，1952年他在这里竞选公职，酝酿革命；23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1955年他从监狱释放，就在这里会见政治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M街和21街拐角的梅蒂那咖啡馆，则记载了他的流亡前夜……所有这些，如今都淹没在民居与熙攘的人群中，不露声色。

　　略显特别的是辆停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前草坪上的坦克，在这所近300年历史的大学的罗马式建筑的包围中，特别醒目。卡斯特罗就曾就学于此。

　　哈瓦那大学教授Cadiz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哈瓦那大学曾经是贵族的特权，而正是菲德尔，用这部坦克，为我们轰开了大学的校门。坦克！这是革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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