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公益活动
“绿丝带这样大规模的公益活动是非常罕见的。”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周晓虹说。在中国历史上,抗灾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每次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公众总是消极等待政府的救援。”
在“绿丝带”活动发起的同时,广州《新营销》杂志副主编梁树新也正琢磨着为广州火车站的滞留旅客做点什么。他致电天涯社区的执行总编宋铮,双方一拍即合。
1月29日,天涯社区头条挂出了梁树新等人发起的“融雪行动”倡议书。活动发起后,很多企业和个人都纷纷要求前来捐赠,“因我们活动而捐赠的物资估计有500万左右。”虽然如此,谈到“融雪行动”,梁树新还是觉得非常遗憾。“说实话,经过这次活动,我才体会到在中国做公益事业有多困难,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爱心’,就能把‘爱心’送出去。”活动中,丽华快餐广州有限公司提出可以为滞留旅客免费赠送一万份快餐,为此,丽华快餐专门找广州火车站、广州春运指挥办公室以及广州市民政局进行协调,但有的部门要不就是说本部门不负责这项工作,要不就干脆拒绝。
“这不是我们不支持民间奉献爱心,而是当时广州火车站聚集了那么多人,如果因这些快餐的质量安全,或因为派发这些快餐而引起混乱,要知道十几万人的聚集地,出一点岔子就不是死一两个人的问题!”广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陈云嫦回忆当时场景,仍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们民政局就算要发什么物资,也不能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这个是有全局调动安排的。”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贺利平认为,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传统的应急救助方式,得依靠政府正确的判断和积极应对。政府有可能在判断上是滞后的,如果灾害来临,一切都等政府研究分析完毕,递交报告走完所有的正式程序才启动救灾工作,那么很可能等到政府采取行动时,已有很多人因灾丢掉了性命。”
在西方,一般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无论是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1999年台湾大地震还是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甚至多年后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的也是民间力量为主。
而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周晓虹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部分国民已变得富裕起来了,这部分人是属于介于社会精英与社会下层的中间阶层,在中国,官方话语又称为“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些人在富起来的同时,一是形成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二是学会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参与公共事务,为稳定社会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周晓虹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而地处贵州省会府的贵阳,之所以能发起“绿丝带”这一中国空前的民间公益活动,在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熊竹沅看来,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地方的经济发展,历来都是跟地理区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两个因素息息相关。“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等有利因素,中央一向都对这些地区给予政策扶持,并在经济上还给予优厚的资金支持。”熊竹沅说。“而对于一个一不靠海、二不靠江、三不面临边境、四不靠着发达省份的地区,如果你是中央,你会优先照顾谁?”熊竹沅说,“正因为这样的特殊省情,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种情况也反向培养了贵州人不会过度依赖政府扶助,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社会学上,有一个大城市匿名性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提出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解释说,匿名性是指,在大城市一墙之隔却不知姓甚名谁。市民之间空间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这往往会导致市民把自己封闭起来,像小农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可是小城市就不一样了,朱力认为,相比北京、上海和广州,贵阳流动人口不多,“越是熟人多的社区,它的民风越淳朴,它的互助性也越强,这在社会学上是做过相关实验来论证的。”
熊教授也称,贵阳中心城区到四周郊区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0公里,而这20公里却是繁荣与落后、富裕与贫瘠共存的“拉美现象”的中国版。
贵阳的中产阶层只要开车半小时到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等地方,就能体会到和他们生活方式天壤之别的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更了解这里真正的社会基础。所以当这些地方的人面临灾难,生活可能困难到什么程度,他们一清二楚,这也更加刺激了他们对低层生活的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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