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振东

　　选举，是对于政治人物的考验，也是对于未来发展的选择。当2008台湾“大选”的气息扑面而来时，关于台湾前途、台海局势的讨论也已急剧升温。历史也许早已为现实与未来做下了注脚，在因看不清未来而蹙眉焦虑时，不妨纵身至高处，把握历史脉搏，方可看清时局走向。本报特约台湾问题专家、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邹振东撰文，梳理4年来台湾舆情动向，希望有助于读者读懂台湾，看清大选

　　前言：许台湾人民一个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台湾研究都具有未来学的背景，它们都在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眼前这个“漂流的台湾”将流向哪里？对未来的叩问往往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历史的困惑。台湾问题应如何破解？台湾为何会演变成这样？如此的一系列问号，将台湾的历史、今天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使台湾研究成为最具有当代感和历史感的“中国显学”。

　　台湾研究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正在发生，且悬而未决”。历史的悬念即使属于过去时都引人入胜，更何况它正在发生，这就使台湾问题的所有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有了一种预测的可能。但台湾研究的未来预测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它“充满变数”，而在于它“即将验证”。

　　即便是即将到来的这一场选举，仍然充满着各种可能。即使时间已经拉近到只要20天就可以见分晓，但正在上演的戏仍未见图穷。尽管地下赌场每天都在更新着“大选”赌局的盘口(据说他们的数据比许多数据来得更加精准)，尽管两个政党、各个机构都在密集地做民调，但谁也不能断言20天后的结局。就“大选”这个“单元剧”而言，真正的高潮还没有到来，还有许多戏份没有展开，远超过任何编剧想像力的故事还有可能上演，最后一刻翻盘的概率仍不可低估。在这个时候，只有风水师和赌场的庄家敢大胆地公开预测结果，即便是掌握着最直接民调的专家学者，都心里明白：过早地下结论无异于押宝。

　　正是这种“正在发生，悬而未决，却即将验证”的历史吸引着无数人对台湾问题的无穷兴趣。但这时与其盲目判断或焦急等待，不如把台湾近年来发生的一切在心中静静地过一遍。法国历史学家让·拉库蒂尔认为：“史学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当历史学撇开历史变化的最终结局而只考虑历史变化的进程时，其研究也许更为出色。”关心台湾的历史，是因为关注台湾的未来，或者说正是因为关注台湾的未来，我们才不断回到台湾的历史。

　　笔者整理了从2004到2007四年来台湾舆论年度备忘录，重温这些影响过当时台湾的事件、人物和语言，我们可以感受到台湾这块多灾多难却又多姿多彩的土地所承受和包容的一切，可以从喧嚣的舆论表象背后读懂民意的板块在悄然移动。

　　我们至少可以从此得出如下结论：1.台湾仍处在撕裂与再撕裂的重复中难以自拔；2.超出人们想像的荒腔走板愈趋极致并出现反弹；3.台湾越来越命悬一线于关键少数和偶然因素；4.漂泊的台湾依然在漂流。这一切，都使得台湾的前途越发扑朔迷离。

　　当然我们不能遗漏当下的台湾，2008年新年伊始的“立委选举”直接影响着“3·22大选”。人们注意到了亲民党、台联党等小党的全军覆没，并习惯地将之解释为“立委”选举制度改革的结果。但单一选区两票制并不会必然造成小党全军覆灭的结果，更深层的解释应该是：小党被选票抛弃昭示着第三种选择的幻灭，两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决，意味着台湾再次如2000年一样，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2008年的台湾，让人嗅到了2000年似曾相识的气息。因此，对“3·22大选”的预测，应该把历史的坐标系拉长到2000年甚至更远。用更长的时间坐标系来扫描2008年台湾，我们就不会仅仅就事论事地讨论“立委”选举所产生的西瓜效应和钟摆效应，而是会看到历史更长时段的钟摆效应。曾几何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国民党曾经把西瓜效应延续到解严之后的十年周期以上，却因为未能与时俱进终于在2000年被历史的钟摆无情抛弃。今天，又一个历史的钟摆开始似隐似现。

　　正是在此意义上说，2008年的今天有些和2000年相似，那就是“民心思变”。2000年的国民党没有把握到时代要求进步的主题，仍然把“已经很好了”作为舆论诉求，当李远哲登高一呼便加速了形势逆转。时至今天，人们仍然过多地把之归结为李远哲诺贝尔奖的光环效应，而没有更深刻地认识到李远哲的话其实比他本人更重要，“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提出了当时最呼应民意的主题，只不过李远哲出对了题目，却选错了答案。

　　今天的台湾，再次面临“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的历史选择，一而再错过的时机，一而再空转的政治，一而再虚耗的民生，期待着台湾新的变局，那就是，终结政治恶斗的乱局，解救台湾经济的困局，开启两岸关系的新局。

　　许台湾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2004年：公投玄机——从剧毒到选票

　　2004年台湾舆论的年度主题就是选举，“大选”争议引燃的怒火向选后不断蔓延，使选举持续成为舆论的焦点。“3·19枪击案”，理所当然地成为2004年最重要的舆论事件。“子弹就在‘总统’身上”，枪击案当天新闻发布会现场，时任陈吕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邱义仁的那一抹神秘微笑，不仅使“两颗子弹”成为2004年度舆论之谜，也使年度舆论推手——自创“割喉战”的邱义仁浮出水面，而所有的人从此领教了地下电台这种舆论形式的厉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连战、宋楚瑜的民调从高过对手陈水扁、吕秀莲达20%以上，一步步下滑到选前的6%、并在最后一刻翻盘。不到三万张的选票差距，让人深刻地意识到只要影响一万五千人改变意向，就可以改变台湾的历史。民调和选举结果的落差，证明了尽管民意是基础，但仍然不能小看选举技巧的运用，特别是四两拨千斤的关键少数。舆论战的攻防，无论是议题、时机，还是媒介、形式，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胜负。从此，一而再出现的“奥步”(闽南语损招的意思)，成为国民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再次证明了民进党是一个十分娴熟地掌握舆论战技巧的选举机器。

　　2004年最值得分析的舆论战战术就是“公投绑大选”。陈水扁首先扬言进行“统独公投”，极大地刺激了深绿人士，燃烧了其热情；面对各种批评和指责，他又将之改为“防御性公投”，舆论的毒性渐渐减弱，接受者渐渐增多；最后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将之改为“和平公投”，尽管泛蓝人士批评此乃没有必要公投的公投，可是陈水扁却觉得大有必要，他把自己一步步打扮成被“中共打压”的哀兵形象，争取了深绿的支持和中间选民的同情。就这样陈水扁将毒性最强的“台独”舆论，经过舆论的层层扩散，使得其内涵和外延在层层的解读和转述中出现变化，毒性渐渐变小，甚至披上“爱台湾”的外衣。就单一参照系来看，深绿民众对舆论仅仅停留在“爱台湾”觉得不过瘾，而深蓝民众对舆论的“台独”论调则绝对排斥；可是从不同参照系来看，“台独”舆论像一团野火，其核心部分具有巨大的能量，它可以燃烧深绿人士的激情，却也会灼伤其他人的皮肤；但是“台独”舆论一层层往外扩散，一遍遍进行形容转述，它燃烧的热量逐渐“温和”，特别是当它披上“爱台湾”的外衣后，甚至让有些人觉得“温暖”，使得中间人士至少不排斥它，甚至产生某种认同。这就出现了一个在政治界和舆论界都堪称一绝的奇特现象：在政治上，陈水扁一步步退步，一步步被动；但在舆论上，陈水扁却一步步进步，一步步主动。这样的一个舆论发酵的过程，不仅在深层得到了深绿人士的响应，而且在表层得到部分中间民众的认同，使舆论的效力得以叠加而最大化。

　　2005年：大陆巧取“发球权”

　　2005年台湾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红色禁忌”的突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台湾舆论呈现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美化美国，一个是丑化大陆。历经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政权交替”，各政党、派系和政治人物，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不同，甚至水火不容，但在这两个面向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仿佛就在昨天，“执政”的国民党还在指责“党外人士”的活动是“中共在搞地下活动”，加上“通共”、“通匪”的罪名；今天，从“党外人士”走向“执政”的民进党，又把国民党指为“中共的同路人”。

　　推倒“红色禁忌”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是“许文龙事件”。曾在2000年“大选”为陈水扁站台的台湾经济界最重量级的人物许文龙，选择在全国人大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泛绿阵营正准备发动对该法呛声大游行之前的敏感时刻，发表退休感言，引人注目地表述了三个观点：一是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二是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三是最近胡锦涛的讲话和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让他心里踏实许多。换其他人说出这些，都可能被指责为“卖台湾”和“中共的同路人”，但很难给许文龙戴上“红帽子”。有时，一位非政治人物的政治表态，比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宣言更具有舆论的杀伤力。许文龙的声音无异是一场舆论地震，直指泛绿阵营中枢神经，质疑并动摇了泛绿的舆论基础。如果“红色禁忌”是一种“舆论病毒”，“许文龙事件”最重要的舆论学意义，就在于为挑战红色禁忌的后来者进行了一次免于恐惧的“舆论消毒”，给台湾舆论种下了一支免疫功效尚待观察的“舆论疫苗”。

　　长期以来，伴随“红色禁忌”的是大陆形象的妖魔化。妖魔化的三大手段：一是信息的虚拟化，二是信息的扭曲化，三是信息的片面化，它们全部的基础就是信息的封闭化。当打破信息封闭，实现信息全面传达，妖魔化就不攻自破。2005年，沉默的红色不再沉默。国、亲、新三党主席的相继访问大陆，掀起一个又一个舆论的大陆热潮。台湾水果登陆、台生待遇、国共两党基层交流、赠台大熊猫、大陆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三百亿台商贷款、国家旅游局局长访问台湾……毫无疑问，2005年是台湾舆论的大陆年，理由有四：一、由国、亲、新三党主席及李敖的大陆行带来的持续的大陆热，是2005年台湾舆论最大的热点。二、在两岸舆论战中，大陆获得了主导舆论的“发球权”，大陆抛出、设置的议题，成为台湾的舆论焦点。三、大陆因素成为改变台湾舆论的最活跃的因素。四、在台湾民众眼里，大陆形象得以改观，长期以来对大陆的妖魔化舆论开始动摇。

　　2005年留给未来最大的舆论伏笔就是高捷弊案，虽然高捷弊案的层层迷雾在揭到“总统府”时便戛然而止，留给未来一个不解之谜，但对高捷弊案的穷追猛打，被舆论称为在该年“三合一选举”中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民进党其实并没有被压垮，它的40%的基本盘没有崩盘，甚至不见减少。高捷弊案最大的舆论作用不是重创民进党，而是使民进党没有还手之力，其舆论机理起的是“舆论缴枪”的作用，而未能“舆论封喉”。长期以来，民进党占据舆论高峰，除了“民主”、“进步”口号之外，其高举的“爱台湾”和“反黑金”两面大旗，是把国民党打得招架不住的舆论利器。如今风水轮流转，高捷弊案使得民进党再也无法高举“反黑金”大旗。高捷揭弊案不仅使国民党赢得了“三合一选举”，而且预示着揭弊将成为2006年的舆论主轴，其点燃的星星之火，将在来年蔓延燃烧，红透台湾半个天空。

　　总而言之，2005年台湾舆论在一系列最重要的指标上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证明台湾舆论走进了一个历史拐点，舆论作为社会的风向标，昭示着历史在这里悄悄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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