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端阳，今又端阳。漂泊十多年的我，端阳每至，总是忆起儿时过端阳节的情形。那形态逼真香气袭人的香包儿，那色彩明艳炫目的的花线绳，那湿润润嫩绿绿的柳枝，那青幽幽淡香香的艾蒿，那香酥酥油汪汪的油饼，那甜滋滋酸丝丝的酒麸，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过了多少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清晰。儿时故乡的端阳啊，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的长河中了。
　　
　　  香包·花线绳

　　  儿时，端午节的前两天里，妇女们就抽农忙歇息的正午时间或者点着油灯的夜里，一针一线，给娃娃们缝香包儿了。香包儿的用料很简单，碎花布头，五彩丝线，白绒绒柔软软的新棉花，一丁点儿麝香，这些，够了，足够巧手的女人们缝出形状各异，各具情态的香包了。心灵手巧的女娃，还会用截得很是均匀的筷子粗细般的竹筒，配上五彩丝线，缠绕出鲜艳的花炮，缀上彩色丝线坠子，纽扣上一挂，可漂亮了。
　　  我母亲属于手不巧的那类女人，她只会用碎花布缝出鸡心、西红柿之类的简单香包儿，且碎花布的颜色也不明艳。香包儿缝的最好的，要数我大妈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丝绸布头，大妈精心缝制出憨态可掬的男娃，灵秀可爱的女娃，圆鼓鼓的绣球，胖乎乎的老虎，精明伶俐的小老鼠……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我趴在大妈家的那大土炕上，和姐姐妹妹们小脑袋挤在一起，看炕上的大妈安详地缝香包儿。大妈的脸上，永远挂着祥和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她几乎没有大声呵斥过我大哥和我的那几个姐姐妹妹。一只白肚皮的小狗，一只黑脊背的小猪，一只伸着脖子打鸣的大公鸡，那些个小动物们，活灵活现，在大妈那双粗糙但不乏灵巧的手里，不断诞生着。夜色苍茫，大妈停住手里的活儿，挑几个精致的香包儿，挂在我上衣的第二个纽扣上，扣好我所有的衣扣，温和地摸摸我的脑袋：“让你大雪儿姐送你回去吧，你妈妈等你睡觉呢。”她知道我母亲的脾气急躁，就催我回家。戴着大妈缝的香喷喷的包儿，我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到了家里，走进院门，昏暗的灯光，映在暗黄的窗纸上，我知道，母亲也在缝制香包儿。进屋，果然看见几只“心”躺在母亲的腿边，是褐色的布料做的。拿起一只，放在鼻子底下，吸气，香喷喷的。母亲望我一眼，再望望我的第二个纽扣，笑了：“你大妈缝的？她比我手巧。她从城里开裁缝铺的大姨家捡回绸料子，缝的香包儿软和……”母亲还说了什么，现在记得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那夜她没有埋怨我回来的晚。

　　  大人们给孩子在端午节那天戴香包儿，小时候还真不明白，现在想想，可能和花线绳儿一样，都是用来避邪的。母亲虽不擅长缝香包儿，但是她搓的五彩花线绳，却是最好的。因为母亲舍得用花线，且每样颜色各用两根，撮出的花线绳既粗又色彩明艳。端午节的早晨，母亲通常是起的最早的一个，她收拾完厨房里的伙计，就把我哥叫醒，和她一起撮花线绳。等我爬起来，洗脸后，站在母亲身旁，等着母亲给戴花线绳，从脖子到手腕到脚腕，甚至是中指上，母亲耐心地给我挽上花线绳，嘴里念叨着：“戴上花线绳，一年不害病，一年里蛇不会缠身。”给我们兄妹几个戴完了，母亲会给自己的右手腕上也挽上一只，母亲说她最怕蛇了。当叫父亲也挽一只时，父亲总是一扭脖子：“我不戴，我什么都不怕！”端午节里，娃娃们都是香喷喷的。

　　  现在的母亲，在我的故园里，端阳每至，虽不再缝制香包儿，但是还会撮一根花线绳，给她和我的嫂子戴上（侄子们对此已不屑一顾了，他们已经长大），因为她俩都怕蛇，尤其庄稼地里蛇多。大妈已经不再是我大妈了，大伯离开这人世十多年后，大妈远嫁，在儿女们都成家以后。她走的时候，族里的人，村里的人，都说了不少闲话，大哥也不理解。但是，我理解，我觉着守寡多年的她，应该为自己活着了。可惜，大妈命运不好，如今，她又守寡了。好在大哥现在也原谅了大妈，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大妈。我母亲也会打发我哥在农闲的日子里接大妈过来住几天。大妈，如今已不再是我大妈，但她永远是我的大妈，在我心里。

　　  艾蒿·柳枝

　　  端阳节这天早晨，在我故园，通常人们会在门框上插上新鲜的艾蒿，没有艾蒿的，那就插上鲜嫩嫩的柳枝。三叔在世的那些年月里，我们家年年端阳门上插艾蒿。

　　  三叔是二爷爷的儿子，二爷爷一生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年给生产队赶大车的时候，被大车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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