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灾难中,NGO的作用很有限,这也是需要检讨的地方,NGO的空间为何不能增大? 本报记者 翁洹 摄
爱心为何未发挥更大力量 广州火车站NGO灾难救援参与度观察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发自广州
2月1日,广州火车站流花安置点。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下称广青)义工“小狼”趁空闲时间,赶紧往嘴里扒几口热饭。一名滞留旅客突然走过来,手里拿着一袋蛋糕,“跟你换行不?我三天没吃米饭了。”“小狼”怔住了,只能摇摇头。义工集结培训时,他和队友被反复强调:行动一律听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派发物资。
同一时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称青年会)负责干事“酸菜”忙得一团糟。他的任务是,根据春运办的指令,在一至两小时内,召集几十名义工到指定的安置点维持秩序或派发物资。现场数百名义工队长和“酸菜”一样奔忙,他们是春运办逐级下发的指令的接收终端。
“大灾面前,一切救援必须协调行动。”广州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文告诉本报记者,隶属于团市委的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春运救灾义工的集结者,短短几日便招募了六千余名义工,划分为十人一组,五组一对,逐层管理与调配。
岭南狮子会副秘书长刘清青理解协调的重要性,她曾目睹,几名义工钻到人群中发矿泉水,引起哄抢,前来制止的警察被扔过来的矿泉水瓶砸伤了头。她也注意到,现场维持治安的武警与军队,对滞留旅客的问题,只有简单的“是”或“不是”。“显然,旅客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答案。而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服从调配,还应发挥更大作为。”
火车站滞留旅客飙升至18万时,车站派临时大巴车到13个安置点接旅客上车。在流花安置点,有焦躁的旅客冲入驾驶室,抱住方向盘不放;还有人把行李往大巴前一扔,人坐在行李上。“小狼”和队友上前耐心劝说,几小时后,紧紧抱住方向盘的旅客终于放手。次日,几名有心理学背景的义工组成了一支心理安抚小组,陪情绪不稳定的旅客聊天。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回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官僚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美国红十字会已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每逢大灾,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首选合作对象就是美国红十字会。全美七百多个红十字会站点要求在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避难所、食品、卫生和心理帮助。
广州火车站春运义工的专业化表现仅初见端倪。广青的心理安抚小组,每天只能派出一名义工;青年会发放的传单也仅限于小范围内;成员多为企业家、医生、教师、公务员的狮子会,此次也未施展个人的专业优势。他们的主要职责,仍是听从安排,统一行动。
青年会的“酸菜”希望,NGO能够参与政府的救灾决策,双方充分合作,而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笑指出,合作的前提是NGO的成熟度与专业性。目前,中国的NGO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大灾大难面前,义工不仅仅需要爱心,更要具备专业素养。但由于NGO的发育空间与经费长期严重不足,难以展开义工培训与援助项目,社会义工文化与专业度也无从培养。目前,香港的社工(专职义工)逾万,而广州不到十名。
变化在小步前行。2007年,广州市政府首次向广青拨款60万,尽管“做帽子都不够”,仍让谢感到欣慰。同年,他们向市人大提交出台“广州志愿服务条例”的议案,要求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会及灾难救援中的作用。作为纯民间NGO,青年会的两名志愿者于去年入选广州十大杰出志愿者之列,“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
谢天笑告诉记者,召集春运义工时,团市委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八个报名QQ群也很快满座,“我们现在不缺爱心,也不缺物资,缺的是怎样让爱心更有力量。”
知名网络人士北风注意到,《广东夺取春运抗灾胜利述评》一文中,提及“外国传媒都惊叹:连日几十万人的聚集拥堵,仅发生一例踩踏死亡事故。”
他认为,不能凭“仅死一人”而欢呼,死亡人数后面,还有每一名滞留旅客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就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期待这些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细节,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也能得到与生命同等的待遇。而这正是民间力量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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