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非功利性。

商业精神是推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商业化带来的功利性却也极大地侵蚀着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界。一段时间里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口号几乎要把中国的大学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虽然现在它至少在社会舆论领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但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大学造成的冲击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就拿许多人时常批评高校教育的“脱离实际”来说吧，我相信这种批评是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的，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应该紧密联系的“实际”？我怀疑大部分批评者所呼吁的“实际”不过是一些功利的谋生技艺而已，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想把大学降低为技工培训学校。归根结底，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理论知识的地方，理论知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大学应当紧密联系的所谓“实际”是各门学科中最前沿的理论成果。目前中国大学仍然把许多早已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正确、不全面或过时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这才是真正的“脱离实际”。

几年前，我被一位教授邀请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在读的一群本科生座谈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问我，成为一个好记者最重要是要培养好哪些素质？我的回答是：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读好书更重要的了！当时我从大多数学弟学妹们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们是如此地失望，他们原本满怀希望我能传授一些他们日后能派得上用处的提高采访写作编辑能力的“捷径”。他们当中还有人拿出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作品请我“指正”，我却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想“鉴定”这些文章的好坏，我认为他们应该把采写这些新闻花的时间的精力用于多读几本书上，因为等他们毕业进入新闻单位之后有的是时间采访和写作。

大学起源于欧洲，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和自身发展，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大学模式，即政府出资为主、内部教授治校的“欧洲模式”，和社会融资为主、内部比较强调行政管理的“美国模式”。就像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代事物”一样，大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以后，被引入并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历经百年磨难和成长，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大学制度。客观地说，中国大学兼有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中的主要因素，但又都没有学得两者的精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大学远远没有能够真正实践学术独立、开放精神和非功利性这三条最重要的大学理想。

一定会有人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遭遇的困境就如同中国社会中其他许多事务一样，根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确，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就很难诞生理想的大学，也就很难培育出大学的理想。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一大批满怀大学理想的杰出英才，即便有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造就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同时也创造着社会。大学也是同样，理想的大学和大学的理想是互为塑造着的。

这样的大师巨匠，100年前曾经有过，蔡元培、马相伯、李登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