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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看得出来，那段学校生活的确令他不能释怀。作为缺乏那段经历的后来人，读起这类书籍，同样感到有趣、过瘾，难以释卷。是什么东西让何先生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卷？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呢？
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今天难以想像。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读蒋梦麟的《西湖》，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他曾经在一个学生团体的欢迎大会上说过：“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但是，不赞成学生运动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后，被抓的学生回来了，“五四”风潮停歇了，他却辞去校长职务，悄然离开了北京。原因是：学生为运动胜利而陶醉，不容易维持纪律了，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难以满足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成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一个理由。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刘文典和当时国家元首蒋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说明问题。刘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旧文人习气，可他学问大，资格老，北伐时期照样被请上安徽大学校长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骨在作怪，还是他相信丘吉尔所说的：“大学校长拥有种种连首相也没有的权力。”就在他任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安徽视察，在与社会名流会面时，问他：“你就是刘文典吗？”没人会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也许，刘认为蒋直呼其名，对他这位大学校长太失礼了，蒋认为刘目无领袖，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这一下把蒋介石惹恼了，又经过几句评议冲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保释，才又放了出来。我想，蒋介石不过是想以此挽回面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他。真要怎么样他，能保得出来吗？显然。蒋介石明白，处置一位大学校长，同处置一位官员不一样，对待校园内的人和事，与对待校园外的人和事也应该不一样。
后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一身油渍斑斑的破长衫，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依然放浪形骸，狂傲脾气不见收敛。在课堂上，他公开鄙薄沈从文，说什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抗战胜利后，他因留恋云腿与云烟，未随联大回迁，去了云南大学，一九五七年未逃过右派一劫，这当然已是后话。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何先生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教政治学概论的老师周世逑，上第一节课时，首先解释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那么，什么叫政治呢？按照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这也等于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周先生告诉大家，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证据是：“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种在课堂上公开拿革命导师的话当靶子，进行批驳，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勇气，也没人会感到这是大逆不道。
另一个例子是，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自由发挥中，不仅能获得书本以外的知识，更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时的学生也与今天的学生不一样。
何先生顺手拈来几件小事，读来颇耐人寻味。
有一次，他看到物理系的两位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在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你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一个物理系的在校学生，评价当代物理学界大宗师的文章，就像评价一位同行的文章，感到不好就直接说出来，一点不带仰视的成分，今天的物理系学生恐怕不仅做不到，也难以想像那时学生的胸怀竟是如此雄阔。杨振宁以后成为世界级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也可看出端倪。金岳霖的逻辑课，艰深难懂，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湖北同学，总是在课堂上同金先生辩论，动不动就是：“啊，金先生，您讲的是……”而其他同学没那个水平，只有旁听的份儿。理学院有位姓熊的同学，上周培源的力学课，每次下课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里辩论，周先生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辩下去。引来很多同学驻足观看，都成了校园一景。还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解题，老师认为他做错了，他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证明自己没有错，真是特立独行，戛戛独造，决不放弃独立的内心世界而随波逐流。
这些事，只可能发生在大学生身上，也只能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当然，这也都是自由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这些年，不断有人写文章，怀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怀念物质条件那么差的西南联大。人们怀念的是什么呢？怀念的是大学和外面不一样。对今天的大学来说，从办学条件上，从政府对学校的关心上，都是那时的大学所不能比的，但人们对今天的大学，总有那么多的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满意在现今的大学和外面太一样了。
摘自《山西文学》2007年第2期，文：苗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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